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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考古学》,《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

来源:http://www.onkenibk.com 作者:新濠天地之前登录网址 时间:2019-11-25 19:42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目录(1950-1990)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目录(1990-1999年)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目录(2000-2011年)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孝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東”等文字,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上的文字作“ ”形,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əך,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注 释: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高明:《古陶文彙编》,中华书局,2004年。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1950至1959年  

 

 

一、自然观  

一、总论

一、总论  

1. 刘仙洲:《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天文学报》(1956年)4卷2期。219~233页。  

 

280. 何驽:《精神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1日第3版。

2. 席泽宗:《苏州石刻天文图》,《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25~27页。

202. 杨建华等:《认知考古学在欧洲的兴起》,《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105~112页。

 

 

 

281. 晁福林:《从精神考古看文明起源研究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31~43页。

3. 张彬:《关于我国古代计时器的历史资料》,《史学战线》1959年2期。48~52页。

二、自然观

 

二、宗教观  

 

282. 李伯谦:《关于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2期,2007年3月。7~11页。

4. 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11期。60~69页。

203. 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3期。52~60页。

 

 

 

283. 何驽:《国内外关于古代人类认知领域考古研究理论建设概况》,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2期,2007年3月。12~17页。

5.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131~159页。1965年。

204. 冯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9卷2期。108~118页。

 

 

 

二、自然观  

6. 胡厚宣:《卜辞中的上帝和帝王》,《历史研究》1959年9期,2~50页。第10期89~110页。

205. 刘道广:《关于汉“四神星象图”的方位问题》,《文物》1990年3期70~71页。

  1. Aihe Wang王爱和 2000,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题为:《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金蕾,徐峰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三、符号与文字  

206. 王胜利:《再谈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文物》1990年3期。66~69页。

 

7. 孙常叙:《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和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位先生的图画文字》,《吉林师大学报》1959年4期。1~37页。

 

285. 冯时:《中国考古天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 Sarah Allan 1991(萨拉?艾兰),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四、艺术  

中译本汪涛译,书名为《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

  1. Michael J. Puett(米歇尔?普特) 2002 , To B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老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考古通讯》1956年6期。81~83页。

 

 

 

208. 张光直:《说殷代的“亞形”》,《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寿论文集》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

287. 邓淑苹:《刻有天象符号的良渚玉器研究》,《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2年4月,123~145页。

9. 石兴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读后》,《考古通讯》1956年6期。83~84页。

 

 

 

209. 周晓陆:《释东、南、西、北与中——兼说子、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3期,70-76页。

288. 宋会群:《西水坡“御龙奔虎”的天文意义》,《中原文物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03年2月,20~29页。

10. 刘敦愿:《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考古通讯》1957年5期。95~96页。

 

 

 

210. 饶宗颐:《殷卜辞所见星象与参商、龙虎、二十八宿诸问题》《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32~44页。

289. 〔美〕彭瓞钧等:《古代日月食的天文断代和统计研究》,《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 582~598页。

11. 惠元:《偶谈船形瓶和细颈瓶》,《考古》1959年6期,281页。

 

  

 

 

290. 朱彦民:《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证》,《中原文物》2003年6期。27~33页

1960至1969年

三、宗教观

 

 

 

291. 宋镇豪:《试论殷代的纪时制度——兼谈中国古代分段纪时制》,《考古学研究》五,上册(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一、自然观  

211. 王震中:《图腾与龙》,《民族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

 

  1.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2期。80~90页。

 

292. 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3期。66~72页

 

212. 丁清贤:《濮阳西水坡蚌图考略》,《美术史论》1990年3期。4~8页。

 

13. 孙常叙:《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考证》,《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1965年1期。51~61页。

 

293. 武家璧、何驽:《陶寺大型建筑IIFJT1的天文学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4年8月。

 

213. 江松:《大汶口陶文与扶桑神话》,《上海大学学报》1990年3期。109~111页。

 

14. 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3期。27~38页。

 

294. 宇野隆夫:《城市的方位》,《考古与文物》2005年1期。87~91页。

 

214.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4期,360~365页。

 

15. 庄天山:《中国古代流星雨记录》,《天文学报》(1966年)14卷1期。37~58页。

 

295. 赵瑞民等:《观象授时与中国文明起源——从陶寺观象祭祀遗迹谈国家起源是其公共权力的形成》,《晋阳学刊》,2005年1期,61~66页。

 

215. 刘云辉:《仰韶文化“鱼纹”“人面鱼纹”内含二十说述评——兼论“人面鱼纹”为巫师面具形象说》,《文博》1990年4期。64~75页

 

二、 宗教观

         

296. 江晓原:《中国“巨石阵”: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关于山西陶寺城址II FJT1基址的天文学意义》,《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日。

 

216. 宋兆麟:《生育巫术对艺术的点染》《文博》1990年4期。87~95页。

 

16. 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0年。253-268页。

 

297. 周晓陆:《对襄汾陶寺大型建筑基址的几点想法》,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27期,2005年12月。

 

217. 陆思贤:《半坡“人面鱼纹”为月相说》,《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5期。75~81页。

 

17. 王珍:《略谈船形壶》,《考古》1961年1期,62页。

 

298. 李学勤:《陶寺特殊建筑基址与〈尧典〉的空间观念》,《“中国的视觉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仓颉》特辑第二期,第33~36页,《语汇丛刊》,法国巴黎,2005年。

 

218.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

 

  1. 刘敦愿:《祭灶(火)与藏种巫术——读〈西安半坡〉札记》,《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47~52页。

 

299.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19. 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 张光直:《商周神话之分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2)14,48~94页。

 

300. 李新伟:《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始宇宙观》,《红山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344~358页。

 

220. 袁德星:《上帝与上天:古代宗教信仰与古器物之关系》,《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8卷7期,66~79页;8卷9期,108~125页。

 

20. 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3)11,115~146页。

 

301. 陈久金:《试论陶寺祭祀遗址揭示的五行历》,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0期,2006年9月。

 

221. 邓淑苹:《与袁德星先生的两点小商榷》,《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8卷9期。126~127页。

 

  1. 张光直:《殷礼中的二分现象》,《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台北)清華學報社,1967年,353~370页。

 

302. 江晓原、陈晓中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考古》2006年11期。81~94页

 

222. 何驽:《关于瓮棺葬俗的原始逻辑思维发微》,《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66~81页

 

三、符号与文字  

 

303. 王晓毅:《从<尚书?尧典>看唐尧时代的天文观》,《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74~80。

22.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三期,1969年。1~28页。

223. 马世之:《商族图腾崇拜及其名称的由来》,《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43~148。

 

 

 

304. 武家璧:《陶寺观象台与“晋”之关系》,《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3日,第七版。

 

224. 王永波:《成山玉器与日主祭——兼论太阳神崇拜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1期,页62~68。

 

1970至1979年  

 

305. 陈久金:《4000年前的山西陶寺观象台》,《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3期,页85~93。

一、自然观  

225. 杜金鹏:《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1期,55~65页。

 

  1. 席泽宗:《我国古代的天文成就》,《科学实验》1974年10期。15页。

 

306. 刘次沅:《新发现的秘鲁古观象台及其与陶寺观象台遗迹的比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期34期,2007年9月,页1-5。

 

226. 江松:《良渚文化冠形饰》,《考古》1994年4期,343~345+354页。

  

24. 刘云友:《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五星占〉》,《文物》1974年11期。28~36页。

 

307. 何驽:《陶寺中期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六),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83~115。

 

227.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2000年修订版。

 

25. 王车等:《洛阳北魏元乂墓的星象图》,《文物》1974年12期。56~60页。

 

308. 邓聪:《兴隆洼文化玉器与植物宇宙观》,《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007年。278~298页。

 

228.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64本。第三分册,611~625页。

 

26. 周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几幅天象图》,《考古》1975年1期。58~61页。

 

309. 冯时:《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古玉今韵——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219页。

 

229. 牟永抗:《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四期,1~31页。

 

27. 郑文光、席泽宗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310. 陆思贤:《兴隆洼文化的人猪合葬、牛河梁积石冢群与女神庙的天文文化研究》,《古玉今韵——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319页。

 

230. 李朝全:《口含物习俗研究》,《考古》1995年8期,724~730页。

 

28. 郑州市博物馆发掘组:《谈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彩陶上的天文图象》,《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1期。44~47+57页。

   

311. 武家璧、陈美东、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中国科学G辑:物理学,力学,天文学》2008年第38卷,第9期:1265~1272。

 

231. 张永江:《试论红山文化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9月,55~67页。

 

29. 陈美东:《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优良传统和独到成就》,《文物》1978年1期。58~59页。

 

312. 武家璧、朔知:《试论霍山戴家院西周圜丘遗迹》,《东南文化》2008年3期,页6~12。

 

232. 靳桂云:《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9月,68~73页。

 

30. 夏鼐:《近年来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天文爱好者》1978年2期。8~9页

 

313. 岳洪彬:《商代计时器初探》,《东方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175~185页。

31. 席泽宗:《马王堆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78年2期。5~9页。

233. 董国尧:《古代北方民族原始宗教初探》,《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9月,74~85页。

 

 

 

314. 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学分析》,《天文学报》50卷1期,2009年1月。页1~10。

32. 王健民等:《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像》,《文物》1979年7期。40~45页。

234.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

 

 

 

315. 孙小淳:《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1期(2009年)。5~15页。

33. 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年)。203~207页。

235. 古方:《台湾史前时代人兽形玉器的用途和宗教意义》,《考古》1996年4期,77~81页。

 

 

 

316. 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页。

二、宗教观  

236. 冯其庸:《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96年9月,442~447页。

 

34.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殉和人牲》,《考古》1974年3期。153~163页。

 

317. 赵瑞民等:《再论观象授时与中国文明起源》,《而立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192~200页。

 

237. 王政:《艺术拆半与巫术象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96年9月,462~468页。

 

35.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2期,84~87页。

 

新濠天地之前登录网址,318. 黎耕等:《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12月, 第31卷, 第4期,363~372页。

 

238. 董欣宾等:《赵陵山族徽在民族思维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96年9月,469~476页。

 

三、符号与文字  

 

319. 徐凤先:《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探寻中国天文学起源的传说时代》,《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12月, 第31卷 ,第4期,373~383页。

3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3期。2~13页。

239. 盖山林:《中国神格面具岩画的文化破译》,《考古与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88~95页。

 

 

 

320. 孙小淳等:《中国古代遗迹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12月, 第31卷, 第4期,384~406页。

37.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32~35页。

240. 徐良高:《中国早期文字与原始宗教关系初探》,《一剑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八六届毕业十周年纪念文集》,1996年10月,41~49页。

 

 

 

321. 徐凤先,何驽:《“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0卷,第2期(2011年)。151~169页。

38. 郑德坤:《中国上古数名的演变及其应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一卷,37~58页。

241. 黄展岳:《中国古代人牲人祭新资料概述》,《考古》1996年12期,53~61页。

 

 

 

322. 何驽:《陶寺圭尺补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3期。278~287页。

39. 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2分册343~395页、3分册529~560页、1974年2月、5月。

242. 俞伟超:《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59~63页。

 

 

 

323. 何驽:《江苏仪征东汉墓出土铜圭表再分析》,《南京博物院集刊》12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2月。146~149页。

40. 何秉棣:《The Cradle of the Eas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5年。

243. 赵殿增:《人神交往的途径——三星堆文物研究》,《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91~103页。

 

 

 

三、宗教观

41.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早期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

244. 杜金鹏:《良渚神祇与祭坛》,《考古》1997年2期,52~62页。

 

 

 

324. 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9期,55~63页。

42. 唐兰:《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

245. 张明华:《良渚与玉掩面试探》,《考古》1997年3期,68~69页。

 

 

 

325. 李修松:《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245~250页。

43. 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1期,69~76页。

246. 何驽:《鸟衔鱼图案的转生巫术含义探讨》,《江汉考古》1997年3期,页75-82。

 

 

 

326. 朱乃诚:《凌家滩的玉人玉龙和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饰——神人兽面纹饰含义新探》,《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259~268页。

44.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3期。162~171页。

247. 牟永抗等:《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4月,164~187页。

 

 

   

327. 赵殿增:《三星堆古玉与三星堆祭祀活动》,《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469~474页。

45. 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9期。74页;《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1979年11月,237~244页。

248. 何驽:《江陵拍马山红土地台基的时代与功能》,《考古与文物》1997年6期,页38-47。

 

 

  

328. 王绵厚:《“玉文化”与原始崇拜——略谈从“查海”到“红山”玉器与原始崇拜的关系》,《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137~144页。

46. 岛邦男:《禘祀》,《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一辑,396~412页。

249. 蒋乐平:《浙江史前鸟像图符的寓义及流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12月,219~226页。

 

 

 

329. 孙守道:《红山玉祖神之衣冠、乘蹻及玉产地寻索》,《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179~186页。

47.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3分册1979年9月。431~483页。

250. 蒋卫东:《试论良渚文化玉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12月,227~237页。

 

 

 

  1. 王  恺:《玉文化中的龙凤文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613~618页。

 

251. 王宁远:《试论良渚神徽的起源及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12月,238~245页。

 

1980至1989年  

 

331. 胡雅丽:《楚人宗教信仰刍议》,《江汉考古》2001年3期,页57~65;2001年4期,页49~55。

一、自然观  

252. 杜金鹏:《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探讨》,《考古》1998年5期,50~64+81页。

 

48. 崔振华:《中国天文考古新发现》,《科学实验》1980年2期。4~6+17页。

 

332. 连劭名:《包山简所见楚地巫祷活动中的神灵》,《考古》2001年6期,63~69页。

 

253. 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考古》1998年5期,65~79页。

   

49. 孙机:《托克托日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3期。74~81页。

  

333. 于锦绣:《玉与灵物崇拜——中国玉文化的原始教学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4月,266~307页。

 

254. 岳洪彬,苗霞:《良渚文化“玉琮王”雕纹新考》,《考古》1998年8期,71~80页。

 

50. 陈邦怀:《卜辞日月有食解》,《天津社会科学》1981年总1号。45页。

 

334. 张得水:《史前玉与巫关系之探讨》,《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4月,30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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